次来到这里。我与一位自愿来聊天的忧郁症女士谈话。我们坐在美丽的小山坡上一个类似眺望台的地方，我们喝着难以入口的咖啡，杯子的材质是那种盛放稍热的饮料就会软掉的塑胶。这位女士口齿清晰，也比较“可以见人”，但我觉得有点苦恼，讨厌的不止是这杯有塑胶味的咖啡。我们谈话之时，很多不知进退的人走到我们两人之间，打断谈话，问我是谁、做什么，或甚至其中一个人，拍着我的脖子，好像我是只百灵顿猎犬。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站在离我们十英尺外的地方，看了我半天，突然流下泪来，尽管我试图安抚她，她还是不断啜泣。有人不在意地对我解释：“哦，她不过是个可笑的家伙。”进来没疯的人，出院的时候也要疯了。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数比它还兼作仓库的全盛时期少了许多，所以园区内一半以上的建筑是荒废的。这些空荡荡的建筑——有不少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带有实用主义、现代主义等市区风格的建筑物，经年紧闭闲置，流露出鬼魅的阴气，在楼房的梁桁之间，在空旷死寂的厅堂中，我总是会联想到青涩的愁苦生活。

　　现有的治疗机构

　　诺利斯镇医院里歇斯底里的病患中有的会对着一般人看不到的火星人说话。一个年轻人愤怒地用拳头猛捶墙壁，而其他在精神分裂边缘的病人对他视而不见，他们一脸呆滞、面无表情，或忧郁或沉默。那些不能用来自戕的家具都残破不堪，和使用家具的人一样一脸疲累。为节庆而挂在大厅里的劣质棉纸把大厅装饰得像个幼儿园，大家都忘记了这些人已经成年。我去了诺利斯镇医院十多回，每次都有个人坚称我是她妈妈，拼命问一些我根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还有个看起来焦虑又极暴躁的人要我立刻离开，在出事之前赶快逃走。一个脸部严重变形的人认定我是他的朋友，叫我别在意，不要离开，只要待一个月，所有人都会习惯我。“你不坏，你不丑，留下来嘛，你会习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着，口气平淡地发表着长篇大论，我几乎听不懂。一个胖得令人讨厌的女士向我讨钱，还抓着我的肩膀大声喊。在诺利斯镇医院，我无时无刻不处在非言语呼喊的“持续低音”里，听到绵绵不绝的高谈阔论：有人敲击物品、有人惊叫、有人鼾声如雷、有人急促不清地说话、有人哭泣、有人制造出令人窒息的怪异声响或任意放屁，唯一快乐的只有不断咳嗽的吸烟男女。这个地方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从墙壁和地板里传出争吵声。虽然有封闭的建筑物和大片草坪，但诺利斯镇医院根本没有给病人足够的空间。在这类机构里，四成病人是因忧郁症而入院，但他们却进入全世界最忧郁的地方接受疗养。

　　其实诺利斯镇医院在我拜访过的公共长期疗养机构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经营者不但负责，还很聪明、仁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院内病人的健康，以他们的状况来说都算是差强人意。这里完全不像贝德兰疯人院，每个人都吃得很好，也有适当的医药治疗，专业的工作人员总是以家长式的温情看顾所有病人。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很少受伤，所有人都很干净整洁。大家都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和为什么要入院。专业的员工对病人给予充分的爱，虽然这是个精神障碍者居住的地方，但依然给人安全感。里面的病人受到保护，不被外在的世界和他们内在的恐惧伤害。这里的缺失正是长期疗养机构特有的问题。

　　乔·罗杰斯在医院里待了数年之后，从长期疗养机构转到佛罗里达州的中途之家，他在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治疗与更合适的医药。“但我开始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我开始把自己看成精神障碍者。他们说我无可救药，完全不认为我可以上学。那时我二十五岁左右。他们说我应该继续领社会救济金，留在中途之家里。最后我变得非常苦恼，完全失去了自我感。”罗杰斯离开了医院，流落街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反倒比较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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